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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民族价值观,寄托了民族情感,体现了民主精神和民族性格,“更记录着整个民族的喜怒哀乐与爱情好恶”,具有重大意义。董永传说并非真实的历史记述,而是一件属于民间传说故事的口头语言艺术精品。由于其最先出自《孝子传》,后人便将董永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看待。

(一)画像起源时期的董永传说

董永传说第一次出现是在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武氏墓群石刻中,画像上刻有“一车,一人坐辕上”,榜题“永父”。左一人,背立向地取物,榜题“董永千乘人”也。这尊东汉武梁祠画像尚无仙女的出现,侧重于事父的刻绘。

(二)文本初载时期的董永传说

记载董永传说第一个文本是西汉刘向《孝子图》,虽现已亡佚但是在唐代《法苑珠林》中有明确的转引:

董永者,少偏枯,与父居,乃肆力田亩,鹿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以供丧事。道逢一女,呼与语云:“愿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日:“女为谁?”答曰:“永妻,欲助偿债。”公曰:“汝织三百匹,遣汝。”一旬乃毕。出门谓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偿人债耳。”

《孝子图》中已经有了董永卖身葬父、路相逢天女、助其偿债这些情节,董永传说的原型已大体完整。

三国时期曹植的《灵芝篇》同样记载:

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较之《孝子传》董永卖身葬父与神女相遇在卖身途中的情节不同,《灵芝篇》记载的是董永替人作佣养父,感动的是上天神女而非织女前来相助董永。

东晋干宝《搜神传》中记载的为:

女出门,谓董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搜神记》中的董永传说较之刘向的《孝子传》已经从伦理故事向神怪故事演化,神女也变为了织女,并在助董后无留恋凌空而去。此时文本虽然侧重的是对董永的渲染,但是织女已经渐渐成了故事的中心。

综上,西汉的《孝子图》、三国的《灵芝篇》再到东晋的《搜神传》,董永传说虽都略有不同,但其传说的重心始终在于神女或织女相助董永,而神女或织女的相助则源于对董永孝的赞扬,此时董永和织女或神女之间尚未发生爱情。

(三)唐宋流变时期的董永传说

到了唐代,《敦煌出土抄本》和《异录记》中对董永传说的记载均增加了董永与织女分别之后二人之子寻母的故事。唐代《敦煌出土抄本》记载道:“董仲长到年七岁,街头由喜道边旁……如今便即思忆母,眼中流泪数千行。”在晚唐五代杜光庭《录异记》卷八中其子董仲又首次演变为董仲舒,“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即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且记载董永传说的文本篇幅越来越长。

至于宋元时期话本《董永遇仙记》董永传说则发生了三个巨大的转变,首先是玉帝的登场,“玉帝遥见,遂差天仙织女将于凡间”。玉帝的出场,使董永传说的神话色彩更加鲜明与突出。其次是增加了董永与织女淮槐荫树下聚与散的情节,“既无媒人,就央槐树为媒,岂不是好?”到此时文本记载了董永和织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此时董永传说转移至江苏地区,话本明确指出,董永出身于“淮安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这一时期董永传说重心再次发生转移,开始倾向于刻画董永与织女之间的爱情主题。

(四)元明以来的董永传说

自元明以来“董永传说的传播与演变中最突出的现象是戏曲对这个故事的钟情”。不仅黄梅戏与董永传说关系紧密———董永传改编而来的《天仙配》成为家喻户晓的戏曲唱段,而且其他剧种多有演董永遇仙故事,如莆仙戏《董永》、川剧《槐荫记》、采茶戏《七仙女下凡》等。

(五)新时期的董永传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旧本中的旧道德观念与低级趣味汰洗之后董永传说获得了新生。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将旧本进行改编成新《天仙配》并且获得剧本一等奖,随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又将之摄制成戏曲艺术影片。现今董永传说基本定型,不同地区的董永传说开发与保护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并且以董永传说为基础创作的戏曲、小说、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董永传说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董永在历史中是千变万化的,由此可见,虽然董永的各种传说虽并非历史真实,却是其爱憎情感的强烈表达和审美情趣的自然吐露。正由于有了这些附会虚构的遗迹,那些动人的故事才得以代代传承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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